1986年5月，北京军事法院一间不大的审判室里，一份编号“石字—1950—14”的旧卷宗被重新拆封。旁听席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他叫石少华，曾是战地摄影界的后起之秀，如今来见证一次迟到36年的改判。法槌落下，撤销死刑判决——这是沙飞在人世间收到的最后一纸司法结论。
时间拨回到1950年3月5日，华北军区看守所的灯亮了一夜。沙飞的警衔是师级，服装却换成了囚衣。聂荣臻批示的处决令上午送到值班室，只剩不到四小时。行刑队长悄悄问：“首长，还有别的安排吗？”电话那端传来一句哽咽的声音：“麻烦给他做一顿像样的饭，别叫他饿着上路。”话筒放下，聂荣臻的手在办公桌敲了三下，谁都能看出他并不轻松。
沙飞原名司徒传，1912年春生于广东番禺。14岁结业于无线电学校，入北伐军当报务员。靠的是明亮的电键声，吃的是军饷，却时常用全部薪水翻找上海书摊上鲁迅的单行本。有人笑他“开电台的看什么杂文”，他只淡淡地说一句：“字里有火。”
展开剩余69%1935年春，他初次握到相机，像换了一双眼睛。汕头码头的苦力、广州街头的报童、南澳岛受凌辱的渔民，一个个冻在底片里。1936年秋，上海举办木刻展，鲁迅撑着病体出现在昏暗的展厅。快门声连响三次，那组照片后来被称作“鲁迅最具神采的瞬间”。这意外的名声，让沙飞彻底投身纪实摄影。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前线需要影像胜过稿纸。1937年9月，他背着相机翻过太行，加入八路军。平型关、雁北、晋察冀，他跟随部队贴着地面拍，胶卷卷尽再用竹皮缝补。聂荣臻注意到这位瘦削小个子时，对身边参谋说：“照片比文字硬气。”不久，司令部给沙飞配发了专用暗房，他一边冲洗胶片，一边培训通讯班的年轻兵。第一次摄影展就在边区军烈士祠旁的窑洞里挂出，木框上竟排起长队，照片触动了作战会议的决策层。
然而高强度的战地生活暗暗撕裂着神经。1949年秋，沙飞因严重失眠、幻觉被送进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。日本外科医生津泽胜查看病历后决定尝试新方法，两人相处并不算僵，甚至聊过摄影。可是一条“医生系旧日本军医”风声钻进沙飞的耳朵，顿时引爆战场回忆。12月3日凌晨，他持手枪射杀津泽胜，随后被制服。
案情直达中央。国际友人被杀，舆论沸腾，外交压力骤增。军法处查明沙飞作案时精神恍惚，主张监禁治疗。可多个国家的记者堵在北平电报总机前反复追问。连续几夜无眠后，聂荣臻对审判组说：“依法办，可惜了这个兵。”调查组复检得出“精神状态暂时稳定”字样，悬而未决的秤杆终于倾斜——死刑，立即执行。
行刑前两小时，厨房里多加了两斤白面。沙飞端起热气腾腾的臊子面，看了看看守，说了句：“请代我向司令员谢罪。”面条吃完，他整理军装扣子，像是准备出发拍摄。10点整，枪声三响，晋察冀战地影像的开拓者永远停在38岁。
沙飞留下的18万张底片中，士兵端枪、妇女纺线、儿童识字班……这些记录后来被送往延安、重庆，甚至远渡欧美，成为海外同情中国抗战的重要视觉证据。1955年授衔仪式上，几位元帅提起“那个拿相机的小广东兵”，沉默代替了话语。
1980年代，对精神病诉讼的再评估逐步展开。沙飞家属递交材料，上级批示复查。历时三年，医学、法律、外交多方研讨，最终认定他属于不能完全辨认与控制行为能力。撤销死刑，予以平反。判决书末页写着：其历史功绩不因一时过而被抹去。
沙飞的墓在石家庄郊外。青草一年绿过一年，墓碑正面刻着八个镌刻字：战火中的摄影师沙飞。旁人再难听到快门声，但那一道道光影，仍在底片深处划破硝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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