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I时代，你的脸还是你的脸吗？
4月5日凌晨，易烊千玺工作室发布声明，多个平台上有使用了其肖像生成的AI剧集，而这并没有得到授权，要求立即下线，停止传播。
网传相关视频截图（目前该片段已被删除） 本文图均为 羊城晚报微信公众号 图
不仅是明星，普通人也遭遇了“盗脸”。网友“白菜汉服妆造”（以下简称“白菜”）遭遇AI肖像权侵权，其发布在网上的个人汉服写真被AI短剧《桃花簪》擅自抓取复刻，生成反派角色，恶意丑化人设，涉事内容在红果短剧、抖音等平台传播，“白菜”已委托律师正式维权。
3月31日，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。 事件发酵后不久，该网友个人形象被紧急替换。同一天，AI短剧《桃花簪》再度被指盗脸侵权，一模特“七海”发帖称该剧盗用其面目形象，且剧中角色带有侮辱丑化色彩。
4月3日，“红果短剧官方账号”宣布，从该平台下架了该短剧，并暂停该出品方上传所有剧集15天。
该事件放在AI侵权成风的背景下，其影响不容忽视。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是，在AI生成内容的产业链里，普通人的面孔，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低成本采集、加工和变现的“原料”，而这个过程，既不需要征得本人同意，也几乎不需要承担实质性的法律风险。
其他同样疑似使用易烊千玺肖像的短剧画面。目前，涉嫌侵权的画面已被删除或更改。
从明星到素人，侵权范围在蔓延
AI短剧“盗脸”的早期受害者，是顶流演员们。
AI短剧《重生后，我成了娘亲的守护神》里，一个酷似杨紫的角色哭起来，肌肉纹理都跟她在《国色芳华》里的表演一模一样。短剧《清欢误》《京华风云》里的造型直接复刻了肖战在《藏海传》里的造型。
这并不难理解，知名度越高的面孔，在算法推荐机制下的流量转化效率越高。将肖战、杨紫的脸复刻进短剧，背后其实是一种寄生式的商业逻辑，即，将他人积累多年的形象资产，直接转化为自己的收益。
虽然杨紫工作室发声，直言“技术不该成为侵权的工具”，但杨紫能够维权的底层逻辑，还是以对等的商业影响力逼迫侵权方就范。毕竟相比于普通人，顶流明星的法务团队、舆论声量、平台谈判筹码都要大得多。
配音演员的遭遇则揭示了另一个维度的维权难。AI漫剧大火后，季冠霖、边江等头部配音演员的声线被批量复刻，出现在各种AI生成的内容中。
这是因为语音克隆比面部复刻技术的门槛更低，数秒至数分钟的原始音频，便可训练出听感高度相似的声音模型，这也意味着侵权门槛更低。片方只要采集他们公开的作品，便可毫无成本地轻松生成“好声音”。而研究证实，人类普遍无法稳定地识别AI合成声音与真人声音之间的差异，在受测者中，两者常被判断为完全相同。
配音演员姜广涛曾说过，AI能复刻声音的物理特征，却复刻不了真人配音时那个“啊”字里承载的千万种情绪。这句话其实表达的是，声音不只是声波，它是一个人长期积累的表达方式，是其人格向外延伸的媒介。将其剥离、复制、商用，是对一个人自我表达能力的无声占有。片方用AI偷走的不只是他们的劳动成果，更是那个声音之所以成为“他”的全部积累。
但配音演员至少还有行业协会为其“撑腰”，还有公开的职业身份可以为自己发声，在AI短剧《桃花簪》事件里，受害者是汉服爱好者和商业模特这些素人们，发声的影响力自然无法与之相比。
AI普及后，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侵权路径，AI侵权逐渐从顶流明星扩展到素人。
《桃花簪》剧中的“刘大”（左）与“白菜”的汉服写真（右）。4月3日，红果短剧宣布全面下架该剧。
盗脸者的“说谎者红利”
这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，面孔不同于其他任何被侵权的客体。
财产可以赔偿，声誉经过漫长的周期或许可以部分修复。但一张已经进入某个模型权重的脸，无法被召回。
学界有一个共识，与密码或信用卡号不同，面孔无法被更换，这使面部数据具有独特的脆弱性，一旦泄露或被滥用，伤害是不可逆的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每一次未经授权的面部数据采集，都是一种单向的占有。片子被下架、制片方被罚款，他们损失的只是钱和时间；而“白菜”们失去的，是对自己形象在数字世界中如何流通的控制权。
20世纪法国哲学家梅洛·庞蒂（Maurice Merleau-Ponty）在其《知觉现象学》中提出了“活体”（le corps vécu / lived body）的概念，他认为，我们不是“拥有”一具身体，而是“居住”在身体之中，身体是人感知世界、构建自我认同的根本媒介。
脸在这一框架下尤其关键。医学伦理学界在讨论面部移植手术的合法性时，曾大量援引这一观点。英国皇家外科学院在其关于面部移植伦理的报告中明确指出，脸是人理解自身身份认同的核心所在。换言之，脸不只是皮肉，它是一个人在社会中被辨认、被接纳、被定义的象征界面，是自我向外部世界呈现的最基本形式。
然而，AI技术的出现，正在动摇这一本体论前提。
当一张脸被AI提取、重组、并被强行赋予一个人从未认可的人格与行为，发生的不只是形象侵权，而是一种自我的割裂——你的具身认同被迫与你的意志脱钩，变成了另一个叙事的道具。“白菜”看到那个顶着自己脸的猥琐角色时，感受到的恶心与愤怒，就是对这种割裂最本能的反应。
发表于《哲学与技术》（Philosophy & Technology）学术论文《深度伪造的独特过错》（The Distinct Wrong of Deepfakes）指出，深度伪造技术对身体形象的数字性篡改，构成一种严重的道德违反，其根源正在于它破坏了身体化身份认同的完整性——一种超越纯粹心理层面、植根于肉身存在的自我感。
这种伤害的特殊性在于，它无法简单折算为经济损失。一个角色被丑化、一张脸被恶意使用，其心理代价可能远超任何法院判决所能核定的赔偿数字。
更值得警惕的，是研究者所称的“说谎者红利”所带来的长期效应。随着AI合成内容的泛滥，人们开始系统性地质疑一切数字影像的真实性，这种怀疑一旦普遍化，受害者本人发布的真实内容同样可能被视为伪造。
这意味着，“盗脸”的伤害不仅存在于侵权发生的当下，还会以一种弥散的方式延续下去，在一个真假难辨的信息环境中，受害者失去的不只是对自身形象的控制权，还有在数字空间中作为“可信主体”发言的能力。一旦一个人的脸与一个他无法认领的叙事绑定，要解绑它们，可能需要付出远超侵权本身的代价。
谁来捍卫脸，怎么捍卫？
《桃花簪》最终下架，两位受害者的维权得到了一个阶段性结果，但这个结果来得并不“理所当然”，它依赖于受害者愿意公开发声，依赖于话题登上微博热搜，依赖于平台在舆论压力下的响应。把这些“偶然”去掉，结果很可能完全不同。
行业里可能还有更多“白菜”和“七海”，他们没有被看见，也没有上热搜，被侵权的事实可能永远无法被证明。
这与法律的滞后性相关。美国国家科学院2024年的报告明确指出，面部生成与识别技术的发展速度，持续超越相关法律与监管框架的响应能力。
这一判断在AI短剧语境下意味着，现有法律工具设计之初，针对的是另一个时代的侵权形态，那时的侵权是可见的、可追溯的、成本不低的。
而在这个只需要 “一键生成” 面孔的 AI 时代，当 “面部特征混合” 足以在法律上制造足够的模糊空间，原有的权利边界就已经在技术层面被架空，大量的法律空白需要被填补。
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发现疑似侵权时，要第一时间，录屏、截图，用时间戳或区块链存证工具固定证据。这是最基础的自我保护动作，因为侵权方往往在被曝光后迅速替换内容、销毁痕迹，这样的行为在《桃花簪》中也出现过。
当然，平台不能仅仅止于“收到投诉再处理”。该事件中，红果短剧在声明中坦承，AI生成内容的素材识别难度“迅速增大”，审核技术跟不上内容生产速度。这句话虽然是实话，但也恰恰说明，平台被动响应的模式已经系统性地失灵。
如果平台有能力做算法推荐、有能力做付费分账，就应当有能力在内容上线前完成基本的肖像比对核查，有能力要求上传方提供可追溯的素材授权链条，有能力对AI生成内容强制标注并建立溯源档案。
技术上并非做不到，而是商业优先级让企业不够重视。当一部侵权短剧的分账收益远大于下架损失，平台就没有足够的动力主动让片方付出代价。要改变这一点，需要把主动审核义务写进平台的合规要求。
针对AI“融脸”，要更新维权规则
当然，制度层面则更为根本。现行肖像权保护框架的核心判断标准是“可识别性”——这一标准在真人侵权的时代是合理的，但在AI生成的批量内容面前正在失效。
当“融脸”技术可以把几个真实面孔混合成一个新形象，当特征提取刻意绕开“整体相似”的认定门槛，“可识别性”就变成了一道可以被技术手段系统性规避的法律标准。
更迫切的问题是举证责任的分配。目前的司法实践中，受害者往往需要自行完成从发现侵权到证明损失的全套举证工作，而制作方只需声称“系统随机生成”便可在相当程度上规避责任。
合理的方向，是将举证责任向更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倾斜。制作方应当证明其训练数据和生成过程的合规性，而非由受害者证明被侵权的事实。这一逻辑在个人数据保护领域已有先例，将其延伸至AI生成内容并不是一次概念上的跨越，而是对现有原则的具体适用。
可以看到，这些解法目前虽然都不算充分，但这不是放弃保护个人权益的理由。恰恰相反，正因为目前没有一个直接解决问题的出口，这个问题才更需要持续地、公开地被讨论。
来源：澎湃新闻（澎湃特约评论员 张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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